文/王云立

在一年四季中，七月是我最难过的了。这不在于它流火般的炎热，而是缘于二十年前那个被酷热无限夸张的七月，在吊扇无论怎样疯狂地转动也扇不出一丝凉风的病房里，在一张躺着一个让我牵肠挂肚的亲人的病床上，随着一声低沉的长鼾，我生命的原体——慈祥的父亲从此长眠在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里。

岁月不可逆转，却能追溯。父亲干铁路的时候，仅有十六七岁。生活的艰辛让他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或许这就是摧残他幼小身体的无形软伤。入路的第二年，徐州解放了，就是在这一年，父亲站在印有锤子镰刀的旗帜下宣誓着他的忠诚。正是有了这份政治上的质保，父亲开始了长达十几年外调外援的旅程，河北、山西的铁路线上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。当时幼年的我尚能记起石家庄、邢台、内丘、古代赵国都城邯郸，还有出过典故的黄粱梦等站名，这也佐证了父亲当年调动之频繁。父亲调到石家庄列车段担任运转车长时，值乘的岗位就是列车尾部的守车。守车的体积是最小的，而且配置相当简陋，夏天犹如一座火炉，冬天更像一个透风的冰窟；还有那种颠簸，一般人在行车时连坐稳都困难，更别说行走了。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。

特别是在山西跑车的那几年，山道崎岖，峰高路险，山洞和桥涵不时出现在线路上，碰到盘山路段，老式蒸汽机车喘着粗气，如蜗牛般爬行，列车首尾相顾，时刻让人担心它动力不足会倒滑下来。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何种心态，远离故乡，面对漫长而漆黑的山洞，年轻的父亲是否流过思亲的眼泪？常年累月，像机车一样，调度令开到哪里就立即驶向哪里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十几年后，父亲调回了故乡，当上了车站值班员，负责进出站列车的收发工作。工作环境虽然好了，但责任更重大了，稍有疏忽给错一个信号，就会导致列车相撞的重大事故。铁路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，每个班父亲的神经都是绷得紧紧的。七十年代的一天，西陇海赵屯车站发生了一起因值班员给错信号，导致两列火车相撞、死亡七名司乘人员的重大行车事故，值班员事后被执行了极刑。

为此，家人无不为父亲担心。那时我们姐弟几个虽然年幼，但能体谅父亲的辛苦。最难过的是三伏天，当时普通家庭别说没有空调，就连电风扇也没有；每到父亲上夜班那天下午睡觉，我们姐弟就蹑手蹑脚地轮流用扇子给他扇风，尽量让他多睡会儿。这样年复一年，父亲呕心沥血地为南来北往的列车发出了无数个信号。凭着对工作如履薄冰般的谨慎与细微，干了几十年行车工作，未出过一起事故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印象中，父亲整天除了上班就是开会学习。直到十天歇个班才能放松一下。这天，父亲定要清唱几嗓子京戏，聊以抚慰自己长期绷紧的神经。六十年代末期，车站排练起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，英俊且身材高大的父亲有幸出演李玉和一角。首场演出在车站大礼堂，演出现场座无虚席，连走道上都挤满了观众。当父亲扮演的李玉和刚一亮相，乍一亮嗓，立即博得了满堂彩。一个叔叔拍着我的头说：“你就是李玉和的儿子啊！”那一刻的我热血涌动，豪情飞扬，打心里为父亲感到骄傲。

我的父亲为人刚正不阿，对待儿女从不训斥，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言行作表率，印象中，他那笔直的身影给了我们无尽的鼓励，给了我们最好的依靠。古人云：“君子行不言之教”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早年的清苦和艰辛，使父亲患上了高血压，又引发了心脏病，最终导致心衰。父亲临终时，刚过午夜，我就守护在他的身旁，随着那声辞世的长鼾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个笔直的身影在眼前越走越远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……